新闻背景

    希腊新任总理亚历克西斯·齐普拉斯28日发表上任以来的首次内阁讲话。他在讲话中说，希腊将与国际债权国开展“公平交易”，新政府不会再像从前一样盲目服从欧盟。

    没有任何执政经验、充满理想主义的执政者将会把希腊引向何方？反对财政紧缩的希腊领导人，势必与欧元区紧缩措施支持者进行更激烈的对抗，这种对抗是否会让希腊选择退出欧元区？这对整个欧元区经济有怎样的影响？本次圆桌会议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解答以上问题。

    点睛语

    今年欧洲大概有七八个国家要选举，这可能给其他国家一个信号，就是民粹主义、“疑欧”情绪可能上升，但这绝对不代表极端势力上升。

    中国人民大学欧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宋新宁

    在经济危机中，政治生态容易分化，民意容易“向左走”。与5年前相比，希腊老百姓的心态有所变化，失业率高企让排外情绪、本位主义增长，这是与全球化有抵触的。

   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凤英

    希腊经济

    广州日报：新上台的左翼总理将面临怎样的困难？他会怎样引领希腊经济？

    希腊债务或面临重组

    宋新宁：应该看到，希腊经济并不太差。过去5年间，希腊财政摆脱严重赤字并重现盈余。希腊2014年基本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.7％。这些都是归功于欧盟的“紧箍咒”——紧缩政策。

    今后希腊的财政政策将会向“宽松”方向走，这其实也是欧盟的大趋势，因为欧盟已经在2013年对紧缩“松口”了。另外，齐普拉斯是希腊中左派力量的代表，不是极左，这说明他的政策还不至于过于激进。

    关于外界关注的债务违约问题，其实这是个伪命题。二战以来，如果债务到期没有能力还，债务重组是个很正常的事。何况希腊大部分债务此前已经调整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剩下的债务额度并不大，违约后果不像媒体炒作的那么严重。只是说，债务水平离欧元区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，但不仅是希腊，其他国家的债务也同样与标准有距离。

    其实，新总理也没什么招儿能改善希腊经济，因为希腊产业结构很难改变，GDP只有2000多亿美元，因此施政也没多大余地。

    陈凤英：希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债务违约问题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减记，一是重组。后一种可能性较大。可能会与债权方IMF、欧委会、欧洲央行谈判，将重置债务的条件放宽，并承诺将还款期限向后推。比如说，谈判条件可以包括，将财政赤字的幅度定高一点，将还款期限从5年延长到6年至7年等等。新总理上台后肯定要和欧元区其他国家协商这些问题。

    希腊退欧

    广州日报：齐普拉斯竞选时曾扬言退出欧盟，上台后又说不退出欧盟，希腊“退欧”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
    欧盟与希腊互相需要

    陈凤英：我们要看到竞选口号和上台政策是有区别的。齐普拉斯上台之后，一定会调整政策，特别是在“退欧”问题上相当慎重。道理很简单，既然进去了，就不想再做回“欧洲二等公民”。何况还有一些国家想尽办法申请进入欧盟，已经享受欧盟福利、搭经济便车的希腊，更舍不得退出。

    除了经济因素，还有政治因素。从地缘政治上讲，希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，它是抵御中东力量的前哨和第一道防线。何况，希腊退出欧盟是一个破坏性的活动，欧洲人不希望自己的共同市场被轻易破坏。

    我认为，希腊左翼政党执政，表明希腊人的心态在变。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，希腊人的痛苦程度很高，这就容易导致极端行为出现，比如说“退欧”的声音等。但为了国家利益，领导人不可能作出不理智的决定，因为这样代价太大。在经济衰退、失业率高企、贫富鸿沟加深的情况下，国家主义、民粹主义容易抬头。

    宋新宁：退出欧元区的代价太高，从技术、汇率稳定等层面来讲，恢复原来的货币没那么容易。何况，希腊对欧元区的依赖度很高，所谓“进去了，就出不来”。

    辐射他国

    广州日报：希腊左翼政党上台，对欧元区其他国家、欧元区经济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？

    左翼掀起“疑欧”情绪

    陈凤英：确实有一定影响。在经济危机当中，政治生态容易分化，民意容易“向左走”。这和奥巴马上台时的情景有些许相似，奥巴马当时也是靠着“变”的口号迎合老百姓而上台的。

    与5年前相比，希腊老百姓的心态有所变化，失业率高企让排外情绪、本位主义增长，这是与全球化有抵触的。

    另外，左翼政党上台，加剧了欧元区协商一致的难度，特别是希腊与德国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会更难。因为德国是反对量化宽松的，但希腊却认为自己被束缚得太紧、太苛刻了。今后这种讨价还价将经常上演。

    宋新宁：今年欧洲大概有七八个国家要选举，这可能给其他国家一个信号，就是民粹主义、“疑欧”情绪可能上升。但这绝对不代表极端势力上升。希腊国内的左翼势力一直比较强势，但上台的不是极端派，而是温和一点的左派。希腊的“多米诺骨牌”效应，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。

    欧盟动向

    广州日报：在美国因量化宽松经济复苏的情况下，欧元区是否也将对紧缩政策“松口”？

    欧元区难量化宽松

    贬值未必是件坏事

    陈凤英：国际社会在反思，在美国因量化宽松赢得经济复苏之时，欧元区缩紧银根到底对不对？如今紧缩政策不奏效，那么是否可以尝试一下量化宽松？但要知道，美元是全球主导货币，量宽之时美元向国外流动，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。欧元则不同，欧元量宽之后将向外流动，其他国家是否接受是个问题。何况，量宽是一种病入膏肓时期的非常规手段，是在货币政策为零、没有财政手段之时采用的不得已的手段。

    此外，由于欧元区19个国家的财政政策不一致，这就存在一个执行力度的问题，财政政策不好改革。比如说，德国就有着严格的财政纪律，希腊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到德国那样高标准的。所以，欧元区不是一个独立国家，在制度建设和统一财政方面，还是有很长路要走。

    不过应该看到，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，今年欧洲经济比去年好，各国经济都有在缓慢增长，只是复苏乏力。而欧洲最大的问题是失业率高企，但这个是经济危机前就长期积累的问题。

    宋新宁：欧洲问题并不那么严重。首先，欧元贬值未必是坏事，可以促进出口，还促进了希腊的旅游业。另外，欧洲经济复苏缓慢，但欧洲经济发展什么时候快过？欧洲经济的问题，更多是体制上的问题，这决定了欧美在应对危机上的方式不同。美国可以甩包袱，危机时美国银行宣布破产，通货膨胀就行了。但欧洲不同，要救银行，控通胀，政府负担重，债追不回来。希腊通过紧缩，把福利压下来，才能减少政府财政开支，让债务问题缓和下来。也因此，老百姓“不干了”，才有新的政党上台。何况，欧盟已经建立了“欧洲金融稳定机制”，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，个别国家的风吹草动已不再像几年前那样让整个欧洲颤抖。